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

2018-04-07 14:16 来源:网络整理
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

(原标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 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北京大学西校门。 东方IC 资料

一、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录取

前面已经提到,国内研究生培养体制没有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校学习、准备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习阶段。因此,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性质不一样,学生准备考试所做的准备,在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程度上差别很大。很显然,美国申请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学术取向上都要明显强于国内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学生。

长期以来,国内大学博士生录取经由统一闭卷入学考试,如本科、硕士生入学考试一样,教育部规定了具体考试时间。博士入学考试有3门,以北京大学为例,外语由本校外语学院教师统一出题,另外两门专业考试由本学科教师出题。博士入学考试的形式和专业试题在性质上与硕士入学考试相似,存在的问题也大致相似:(1)“一卷定终身”“录取分数线一刀切”,学生在闭卷考试中的临场表现决定了考试成绩和是否录取;(2)考生主要根据本专业教科书和以前历届考题备考,尤其是那些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其他专业的考生,基本上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备考。

“无论硕士和博士生招生,都有统一的课程考试,相关部门划定统一的录取分数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师没有多少招生权”。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招生专业之一是“民族社会学”(民族关系研究),有些求知欲很强、专业基础不错而且精通母语文的少数民族考生,我很想招收,但是他们因为外语考试只比研究生院规定的录取线低了几分就无法录取。另外有些学生三门考试成绩都及格,但对具体专业领域缺乏理论基础和感性认识,教师指导起来很困难。导师没有招生选择权,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多年任教经历中最感无奈的一件事。

近几年北京大学一些文科院系开始试行新制度,在外语成绩合格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面试录取博士生,这是非常有益的改革尝试。但是一次面试便决定博士生的录取,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复杂严谨的“资格考试”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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